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与实践创造(2)
由此,出版物品种、数量实现大幅度增长。这其中,既有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又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国思想通史》《中国通史简编》《政治经济学》等反映我国人文社科领域重要成果的书籍,还有“一创三红”[18]“保林青山”[19]等为代表的优秀文学作品,更有《人民日报》《红旗》《新华月报》 《人民文学》 《大众电影》《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报刊。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些出版物大量刊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书写中国历史上无数个第一,报道大庆的铁人精神,宣传河南林县红旗渠的事迹,给人们带来难忘的记忆,激发了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然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发展道路不会平坦,充满坎坷、历尽艰辛。1958年,在“大跃进”氛围笼罩下,许多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纷纷制定“跃进”指标,展现“跃进”速度,盲目上马项目。但结果事与愿违,造成极大的浪费。三年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原材料出现严重短缺,各类图书用纸供给严重不足。“文革”使出版业遭受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挫折。绝大多数出版单位或被撤销或被合并,大批人员或被遣散或被下发,大批出版物被付之一炬。从1966年到1967年,仅一年的光景,图书出版品种就从1.1万种降至0.3万种。[20]在这0.3万种图书中,还几乎都是毛泽东系列著作以及内容涉及“八个革命样板戏”[21]的出版物。
三、改革中开创新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出版业(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于出版业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如何破解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出版物的需求与出版生产力严重滞后的矛盾,成为出版业亟待改革的重大课题。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为出版业改革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各地纷纷摆脱地域性出版的窠臼,将具备条件的综合出版社分设为若干专业出版社。许多出版单位还实行各种责任制,采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引进竞争机制,按劳分配,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发行领域实行“一主三多一少”[22]“三放一联”[23]等有力措施,改变了图书发行领域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理顺了图书的生产、供应、销售三者之间的关系。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出版发行领域改革由此加速推进。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的实行,使出版单位竞争意识明显增强,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出版发行市场地域封锁也逐步被解除,各类图书批发市场纷纷建立,一些民营实体书店获得“二级图书批发权”。
进入21世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按照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关精神,出版业进入转型发展的快车道。创造性地实行 “两分开”,[24]进行转企改制。由此,一批出版集团、出版单位脱颖而出,实行“四跨”[25]战略重组, 上市投融资,迅速成长壮大,其中的一些甚至进入了世界出版传媒企业50强。在出版事业发展方面,农家书屋工程、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工程、全民阅读工程等覆盖城乡的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初具规模。特别是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像一片片“绿洲”,覆盖了全国60多万个行政村,有效遏止了一些农村“文化沙漠”蔓延的势头。
印刷发行领域不断加大开放力度,一批境外企业在我国建厂开店,或是从事印刷业务,或是进行书报刊零售批发。在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更是风生水起。特别是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以后,随着一批外向型出版工程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出版单位的积极性,纷纷走向了国际出版市场。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影响愈来愈大,业已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规模超过纽约书展和伦敦书展等知名国际书展。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和地区还纷纷邀请我国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加其所举办的书展,五星红旗不时飘扬于国际出版舞台。
四、奋进中开辟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出版业(2012年11月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业举旗定向、守正创新,不断提高出版的生产能力,加大出版产品的有效供给,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出版物的需求,提升了国家软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和重要文献多层次、高质量出版,“理论热点面对面”、扶贫攻坚、抗疫“在行动”等一大批优秀主题出版物不断涌现,“学习强国”平台传播优质数字内容,奏响了新时代最强音,激励人民群众迈上新征程。一批反映思想理论研究最新成果的社科著作,追踪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科技书籍,关注和记录时代的文学作品以及少儿读物、科普读物、大众读物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促进了人类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gdsyjzz.cn/qikandaodu/2021/0707/5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