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荐读 | 周良书:百年党史研究“范式”更替(2)
杜赞奇提出“复线历史”,其目的还在于说明历史主体总是善于收集业已散失的过去,并赋予它新的历史意义,因而具有一种创造既作为过去,又作为未来的历史的能力。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党观念的改造和利用,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党”是受人摈弃的东西,中国士人向以君子为名,当然不肯与党有涉。正因为此,维新派试图用“政党”与“朋党”作区分,认为“政党者,欲把握国家权力,而遂行其志意,故联合同人为一党也”,而“朋党者,本小人之事,每以阴险为手段,在牵制君主之肘,以营利于其间”;鉴于国人以结党足以乱政,他们又强调其与“革命党”之不同,认为“偶有民人,结作一党,而反抗君主之权,以强逼君主,是革命党耳,非我所谓政党也”。这种创造性的阐释,虽极大地缓解了国人对“党”的疑惧心理,但其对“政党”与“革命党”的刻意区分,也迫使“革命党”人极力与之拉开距离,以防玷污其革命的精神。比如,1905年在同盟会的预备会上,孙中山就宣布“本党系世界上最新之革命党”。而十月革命后,他又迅速把目光转向俄国,认为“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楷模。这恰好与中国共产党创立者的思路相契合。因此,我们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君子不党”这个中国文人所坚守的古老教条,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的1920年代会被彻底打破,致使青年学生引为时尚,出现每以入党为荣这一历史现象。
总之,“复线史”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为历史展现了更多分立并存的叙事结构。
“大历史”与“小历史”
“大历史”,即“大写历史”(History),它着重系统分析或整体研究,致力于历史事实的全面陈述与宏观把握;“小历史”,即“小写历史”(history),它着重个案研究乃至细节研究,致力于历史事实的钩沉拾遗与精审考订。
其实,在党史研究中,人们过去习惯于处理“宏大叙事”,而忽视对历史细节的深刻分析,这样的确使我们的研究失去了许多鲜活的质感。比如,在高校党建史研究中,我就发现了一些在“大历史”中所见不到的内容。1928年12月厦门大学学生与校工的冲突,便是一个显明的例证。原来厦大学生向水房要水洗澡,但水房已经关门歇业。“学生乃用力攻打水房门,因水房工人(是同志)系在室内睡觉。后门被攻开,水房工人乃与学生发生口角,继而相互殴打”。天之骄子受人殴打,自然怒不可遏,于是向学校提出交涉,要求开除肇事工人,签名者计有一百余人。“我们的同志——工人,始不敢向团体报告,及到签名纸张到我们的学生同志时,学生同志去问他,他才将情形详细说出来。当时支部会决定我们这次斗争的目标要设法转到学校当局方面去,由水房工人发一告全体学生及各界书,内容将此次与学生冲突的经过和工友平日生活的痛苦细述出来,驳斥学生的无理欺侮工人,及要求学校当局改良工人待遇”。但结果没有成功,工友“大概寒假时一定会被当局开除出去”。这表明校园也是一个由校长、教职工和学生组成的小社会,只有将党置于这个特殊“社会”中来观察,才能揭示出党在高校发展的真实状况。
但是,研究“小历史”,其目的还是为了写好“大历史”。倘若一味地追随后现代主义,主张“历史学必须放弃宏观综合,改为关注零碎的知识”,不应再描述历史的演变、进步与连续性,只需“发掘众多不连贯的瞬间”;这样长此以往,“历史学将逐渐失去自我”,“也将陷入危机和被边缘化”。只要我们检讨当下党史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失重和失语,对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的研究,甚至陷入“节日学术”或“纪念史学”的困境,就会发现这种“危机”绝非危言耸听。
由此可见,“大历史”是由无数个“小历史”所累积而成的。所不同的是,“小历史”主要关乎“学”,“大历史”主要关乎“识”。“学”要扎实细致,“识”要远大通透。但就党史研究而言,无论是整个学术界,还是治学者本人,都需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总体上的平衡。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 北京日报 | 作者 周良书
编辑:高晨晨
流程编辑 邰绍峰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gdsyjzz.cn/zonghexinwen/2021/0924/6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