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史学科范畴内，研究者对档案史料十分重视，但在运用档案史料时却有不尽合理之处。档案史料的运用本身就是繁琐复杂的，要求研究者具备一定的历史文献学基础和分析史料、解读史料的能力，如果缺乏一定的学术研究素养，就会出现偏差和误读，对档案史料反映的历史事实作出不适当的判断。总的来说，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对档案史料的不合理利用倾向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片面强调档案史料的运用，忽视对档案史料的解读和分析

“所谓分析史料是指确认史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即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形成于什么时候，属于哪一类史料，反映了什么问题等等。”[4]史料的运用本身即是博大繁复的，要求研究者具备一定的收集和处理信息、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同样，在档案史料的收集、甄别和阐释的过程中，如果缺乏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就会顾此失彼，产生武断片面的利用倾向。在众多的研究者和博士、硕士研究生中存在片面强调档案史料运用的情况，忽视对档案史料的解读和辨析。首先，研究者注重运用档案史料来研究、说明问题是应该肯定和大力提倡的，但是大量的研究者片面强调档案史料的堆积，大量罗列档案史料，往往在论证问题时用档案史料来做论证观点的依据，用史料来说明观点，而忽视了对档案史料的分析与解读，且对具体问题的考察没有总结分析、不做结论，因此考察问题没有整体性，对档案史料的运用也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不能进行深入研究，只是在形式上刻意运用档案，使研究过程符合学术规范。

第二，注重整体性档案文本的使用，忽视基层档案史料的运用

在目前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对党的领导人和中央层面上的活动研究颇多，而对地方与基层党组织、普通党员和一般民众在重大决策的执行和重大历史事件过程中的角色、动态和状况的研究则明显薄弱。历史是复杂的、生动的、有血有肉的，中共党史研究既要研究中央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又要研究地方与基层党组织、普通党员与普通民众的活动。中共党史并非只是党中央的决策及其执行、修正、完成的简单过程，更不是会议、文件、数字、领袖人物的思想与活动的简单再现。地方与基层党组织的结构与功能，普通党员和一般民众的响应与反馈，同样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只有从决策者与执行者的互动中，从党和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中共党史的全貌。而基层档案直接反映了中央决策在基层执行的情况及民间的反映，是重要的历史细节，很有可能助力中共党史研究实现重大突破。一件文稿、一封书信、一篇日记以及其记载的信息，有可能只是只字片语，但会是党的历史发展线索中的要点，抓住它们就有可能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运用基层档案史料能够透视某些深层次的历史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基层档案史料比整体性档案史料的运用更准确、更有说服力。

第三，片面使用档案史料，忽视档案史料与其他文献资料的宏观联系

与文件、文集、文稿、报纸、定期刊物、纪实和回忆等文献资料相比，档案史料最大的优点在于它是历史活动的原始记录，直接脱胎于历史活动之中，所记叙的内容相当真实可靠。目前，少数党史研究者在开展研究时，片面使用档案史料，对其他的文献资料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忽视了档案史料与其他文献资料之间的宏观联系。笔者认为，要做到客观深入的研究，研究者应把握档案史料与其他文献资料之间的宏观联系。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历史活动都有档案文献存留，且档案史料在流传和保管过程中易出现散失情况，其他文献资料可弥补档案史料之缺失，为党史研究提供新的线索。其次，运用其他文献资料有助于党史研究者全面完整地解读、诠释档案史料，使档案史料鲜活起来。再者，档案史料会出现破损缺失之处而难以辨认，其他文献资料可对此进行补充。档案史料与其他文献资料的相互补充和相互联系也符合历史学中“孤证不立”的学术规范，从而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

三、完善中共党史研究中档案史料运用方法的若干思考

第一，进一步加强中共党史研究从意识形态规范、话语向学术规范、话语的转换

要完成这一项任务，中共党史研究者应树立关于中共党史学的两种规范和话语系统的意识，在学术研究中尽可能地从客观的立场出发，运用中性而严谨的学术话语，实现由意识形态规范、话语向学术规范、话语的转换。毋庸讳言，意识形态与客观研究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二者之间也能互补。具体而言，意识形态宣传要有说服力，需要对欲彰显或遮蔽的内容有着准确的判断和深刻的了解，而学术研究的客观与深入，能为此提供重要的依据或借鉴。所以，促进中共党史学术研究中的话语转换，不但不会削弱中共党史研究所负有的意识形态功能，还会使这种功能更为有效，并且进一步提升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gdsyjzz.cn/qikandaodu/2020/1229/3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