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研究者应注重培养档案信息的转化与表述能力，规范学术语言的表达

在运用档案史料的过程中，研究者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把各类档案所记录的信息转化为学术语言。当前，不少党史研究者在档案信息的转化与表述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其结果是资料的堆砌大于有条理的叙述，照搬档案多于有逻辑的分析。有的研究者把调查案卷、交代材料直接复制过来，却没有安放在具有逻辑性的叙述框架内，致使研究成果材料丰富而主题不突出；有些论文运用了档案中的大量统计表格，但未能加以深入分析，致使这些表格缺乏实际意义。

第三，在利用档案史料时，有必要对档案史料进行史实考据

对档案史料进行史实考据，要把史料内容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弄清其能指与所指，尤为重要。“历史文献上记录的东西不一定都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当时的文献现在看来未必全面，因此需要进行系统考证，诸如对建国以来重要会议文件、人物著述、事件原委、人物经历、思想源流、话语演变进行考证，务求‘真实’，可使我们对当代中国史的逻辑发展、历史主干、总体评价的认识和理解有更加坚实的基础。”[5]同时，对于史实的考据，强调实事求是，重视证据，孤证不立；但凡确立观点结论，必须多方面地收集证据，包括本证与旁证。只有全面、广泛地收集与掌握不同类型的档案史料，才能做好档案史料的考据工作。另外，在考据档案史料时，遵循孤证不立的原则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尽量通过档案史料本身来考证史料的可靠程度，注意零星档案史料与归纳性档案史料的矛盾，其他类型史料可作为旁证参考；第二，善用反证法，即利用错误的结论来逆向考察档案史料的可靠程度，如遇到有力的反证，需要进一步求证，之后再决定史料的取舍。

档案史料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需要党史研究者应从多层次多角度运用档案史料，全面把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档案史料的价值和作用，才能产生更多的史学高论。

注释和参考文献：

[1]郭树银.论档案工作若干问题[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114.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44.

[3]戴逸.加强联系与合作共同繁荣史学事业与档案事业——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17.

[4]李良玉.史料学的内容与研究史料的方法[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42.

[5]张注洪.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9)：104.

档案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历史研究注重深入挖掘档案史料，用档案史料来重塑历史。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而言，档案史料更应至于优先的地位。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共党史研究逐步形成了符合学科特点的学术研究规范和话语体系，档案史料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价值和作用越来越凸显，成为研究者重要的研究资料来源。研究者广泛运用档案史料，其间也产生了一些不尽合理的利用倾向。笔者管见所及，就档案史料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情况谈些粗浅的看法。一、中共党史学科性质及其特殊性中共党史研究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它是一门党性、政治性很强的学科，担负有重要功能。也就是说，它必须弘扬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借以教育广大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必须深刻地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提高执政党的执政水平服务。这是中共党史研究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另一方面，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知识领域、学术领域，它自身就有存在的价值和文化学术功能。换个角度讲，中共党史研究宜有两套规范和话语，一是适用于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规范、话语，一是适用于知识研究的学术规范、话语。到目前为止，中共党史研究在发挥其“资政育人”的意识形态功能方面做得比较好、作用显著，这一传统应继续保持和发扬下去。相比之下，在学术规范化方面，虽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并逐步形成自身特色，但存在的不足亦很明显。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问题的考察与评价，从宏观到微观，基本上均以党的文件和重要领导人的界说为准，连话语都是相同的，讨论也只能在这样一个框架下进行。应该承认，党的文件特别是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其中的重要结论现在看来仍然是经得住考验的，是深刻而客观的。但是不能否认，党及其领导人对某个历史问题的界说，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政治需要，并非学术文本。任何一种观点，都产生于特定的时空和语境中，不可能有超时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效能。党的文件、党的领袖在某个特定时期关于某个历史问题的界说，是中共党史学术研究的资料，而不是学者必须先认同然后再去诠释、论证的结论。笔者认为，从知识研究层面而言，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应与历史学研究路径相趋同。历史学是一门实证学科，要了解过去，将历史的细节真实具体地展示出来，就必须要接触原始资料。历来在治学过程中会习惯性地将档案史料当作“一手材料”，这是因为档案是原始的历史纪录，兼具原始性与记录性的特征于一体，因而倍受古今中外史学工作者的重视，这样就使得档案在印证历史事实、纠正史籍讹误等方面具有其他史料不可比拟的权威性，因而被誉为“没有掺过水的史料”、“可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1]从档案的原始性、记录性与权威性的特性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档案史料价值之高。正如梁启超所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2]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日益深化，以及其学术性的不断加强，研究者在开展专题研究和论文撰写时都会涉猎大量的档案史料。随着档案史料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研究者必须具有运用档案史料和分析档案史料的学术研究素养和科研能力。二、档案史料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历史研究者对史料的真实性、可靠性极为重视，一般会恪守有一份史料说一句话的原则，历来在治学过程中会习惯性地将史料划分为“一手材料”和“二手材料”，虽划分标准并不统一，但通常都会将档案史料划作“一手材料”。在中共党史研究所涉及的众多文献材料中，档案史料之所以能够得到众多研究者的重视，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者，档案史料是在历史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文献材料，对历史活动的具体细节和发展过程的记载是清楚明确的，可靠性远胜过事后撰述的材料；二者，就档案史料的现存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档案史料产生时间距今不远，且随着各级档案馆逐步开放，档案为中共党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细致、具体、生动的反映基层情况的微观材料。要深入研究中共党史的方方面面，档案史料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随着中共党史学科档案史料大量公布和档案史料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得到了拓展，推动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正如戴逸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档案史料大量公布，历史档案对外开放，中外史学界大量利用了中国档案，从而引起了史学界的许多重要变化：一些史学家的研究视野被拓宽，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被开辟，一些历史研究的传统结论被修改，一些流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气被改变。这说明档案对史学的影响是巨大又深刻的，史学变革和史学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来自于档案。”[3]在中共党史学科范畴内，研究者对档案史料十分重视，但在运用档案史料时却有不尽合理之处。档案史料的运用本身就是繁琐复杂的，要求研究者具备一定的历史文献学基础和分析史料、解读史料的能力，如果缺乏一定的学术研究素养，就会出现偏差和误读，对档案史料反映的历史事实作出不适当的判断。总的来说，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对档案史料的不合理利用倾向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片面强调档案史料的运用，忽视对档案史料的解读和分析“所谓分析史料是指确认史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即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形成于什么时候，属于哪一类史料，反映了什么问题等等。”[4]史料的运用本身即是博大繁复的，要求研究者具备一定的收集和处理信息、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同样，在档案史料的收集、甄别和阐释的过程中，如果缺乏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就会顾此失彼，产生武断片面的利用倾向。在众多的研究者和博士、硕士研究生中存在片面强调档案史料运用的情况，忽视对档案史料的解读和辨析。首先，研究者注重运用档案史料来研究、说明问题是应该肯定和大力提倡的，但是大量的研究者片面强调档案史料的堆积，大量罗列档案史料，往往在论证问题时用档案史料来做论证观点的依据，用史料来说明观点，而忽视了对档案史料的分析与解读，且对具体问题的考察没有总结分析、不做结论，因此考察问题没有整体性，对档案史料的运用也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不能进行深入研究，只是在形式上刻意运用档案，使研究过程符合学术规范。第二，注重整体性档案文本的使用，忽视基层档案史料的运用在目前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对党的领导人和中央层面上的活动研究颇多，而对地方与基层党组织、普通党员和一般民众在重大决策的执行和重大历史事件过程中的角色、动态和状况的研究则明显薄弱。历史是复杂的、生动的、有血有肉的，中共党史研究既要研究中央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又要研究地方与基层党组织、普通党员与普通民众的活动。中共党史并非只是党中央的决策及其执行、修正、完成的简单过程，更不是会议、文件、数字、领袖人物的思想与活动的简单再现。地方与基层党组织的结构与功能，普通党员和一般民众的响应与反馈，同样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只有从决策者与执行者的互动中，从党和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中共党史的全貌。而基层档案直接反映了中央决策在基层执行的情况及民间的反映，是重要的历史细节，很有可能助力中共党史研究实现重大突破。一件文稿、一封书信、一篇日记以及其记载的信息，有可能只是只字片语，但会是党的历史发展线索中的要点，抓住它们就有可能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运用基层档案史料能够透视某些深层次的历史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基层档案史料比整体性档案史料的运用更准确、更有说服力。第三，片面使用档案史料，忽视档案史料与其他文献资料的宏观联系与文件、文集、文稿、报纸、定期刊物、纪实和回忆等文献资料相比，档案史料最大的优点在于它是历史活动的原始记录，直接脱胎于历史活动之中，所记叙的内容相当真实可靠。目前，少数党史研究者在开展研究时，片面使用档案史料，对其他的文献资料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忽视了档案史料与其他文献资料之间的宏观联系。笔者认为，要做到客观深入的研究，研究者应把握档案史料与其他文献资料之间的宏观联系。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历史活动都有档案文献存留，且档案史料在流传和保管过程中易出现散失情况，其他文献资料可弥补档案史料之缺失，为党史研究提供新的线索。其次，运用其他文献资料有助于党史研究者全面完整地解读、诠释档案史料，使档案史料鲜活起来。再者，档案史料会出现破损缺失之处而难以辨认，其他文献资料可对此进行补充。档案史料与其他文献资料的相互补充和相互联系也符合历史学中“孤证不立”的学术规范，从而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三、完善中共党史研究中档案史料运用方法的若干思考第一，进一步加强中共党史研究从意识形态规范、话语向学术规范、话语的转换要完成这一项任务，中共党史研究者应树立关于中共党史学的两种规范和话语系统的意识，在学术研究中尽可能地从客观的立场出发，运用中性而严谨的学术话语，实现由意识形态规范、话语向学术规范、话语的转换。毋庸讳言，意识形态与客观研究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二者之间也能互补。具体而言，意识形态宣传要有说服力，需要对欲彰显或遮蔽的内容有着准确的判断和深刻的了解，而学术研究的客观与深入，能为此提供重要的依据或借鉴。所以，促进中共党史学术研究中的话语转换，不但不会削弱中共党史研究所负有的意识形态功能，还会使这种功能更为有效，并且进一步提升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第二，研究者应注重培养档案信息的转化与表述能力，规范学术语言的表达在运用档案史料的过程中，研究者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把各类档案所记录的信息转化为学术语言。当前，不少党史研究者在档案信息的转化与表述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其结果是资料的堆砌大于有条理的叙述，照搬档案多于有逻辑的分析。有的研究者把调查案卷、交代材料直接复制过来，却没有安放在具有逻辑性的叙述框架内，致使研究成果材料丰富而主题不突出；有些论文运用了档案中的大量统计表格，但未能加以深入分析，致使这些表格缺乏实际意义。第三，在利用档案史料时，有必要对档案史料进行史实考据对档案史料进行史实考据，要把史料内容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弄清其能指与所指，尤为重要。“历史文献上记录的东西不一定都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当时的文献现在看来未必全面，因此需要进行系统考证，诸如对建国以来重要会议文件、人物著述、事件原委、人物经历、思想源流、话语演变进行考证，务求‘真实’，可使我们对当代中国史的逻辑发展、历史主干、总体评价的认识和理解有更加坚实的基础。”[5]同时，对于史实的考据，强调实事求是，重视证据，孤证不立；但凡确立观点结论，必须多方面地收集证据，包括本证与旁证。只有全面、广泛地收集与掌握不同类型的档案史料，才能做好档案史料的考据工作。另外，在考据档案史料时，遵循孤证不立的原则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尽量通过档案史料本身来考证史料的可靠程度，注意零星档案史料与归纳性档案史料的矛盾，其他类型史料可作为旁证参考；第二，善用反证法，即利用错误的结论来逆向考察档案史料的可靠程度，如遇到有力的反证，需要进一步求证，之后再决定史料的取舍。档案史料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需要党史研究者应从多层次多角度运用档案史料，全面把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档案史料的价值和作用，才能产生更多的史学高论。注释和参考文献：[1]郭树银.论档案工作若干问题[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114.[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44.[3]戴逸.加强联系与合作共同繁荣史学事业与档案事业——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17.[4]李良玉.史料学的内容与研究史料的方法[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42.[5]张注洪.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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