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主题理论和方法(4)
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这一路径是近年来的一个显著趋势。在主流叙事之下,一些研究者特别是年轻学者不辞辛苦,爬梳各种来路和层级的档案文献,写出了不少既规范扎实又别开生面的力作。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开掘突进首先并非出自史料的积累,而是视野的打开和观念的解放,因而——笔者常戏言——找到了伦勃朗的“那束光”,照亮了盈积满屋的那些史料和素材,产生了新的研究主题、表达方式和写作冲动。比如,在《外交评论》发表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作品中,有两篇文章是专论冷战时期中国接收和培训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实习生的,尽管它们仍被置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的叙事框架之下,但也以一种回望的方式,尝试运用“公共外交”“技术援助”等概念和路径加以重新解读与诠释,“社会外交”的意涵是显而易见的,况且从中还可以体察到进一步延伸生发、建构多元叙事的可能性,因为它回落到一个省市、一家工厂的层次和场域,触摸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6)蒋华杰:《公共外交的意识形态化:冷战时期中国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计划解读》,《外交评论》2012年第4期;游览:《技术援助中的意识形态输出——冷战时期中国对在华越南实习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外交评论》2012年第6期。。
中国对非援助这一研究主题的扩展和深化更值得引起学界关注。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对非援助形成了一个不断延展的主题集。它一直是中非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中非关系发展变化、中非相互支持合作提供了源源不断、丰富生动的历史写照。在前期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对其缘起、发展以及在中非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梳理与把握。随着时间推移以及学术思潮的变化,这一主题在研究路径和方法上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中非关系的主题下,对非援助的案例化可以视为整个中国对外援助以及对非外交历史变迁研究的一个重要面相。蒋华杰的博士论文《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1960—1978)》(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就重点探讨了从1960年到1978年间,参与全球冷战的新中国如何以自身民族国家解放和社会经济重建经验,通过规划和实施涵盖军事、工交基础设施、农业、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一系列援助项目,力图在制度和观念层面影响非殖民化进程中的非洲国家的历史。对非援助在冷战国际史范式下被建构为中国对非“革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这一文本中,对非援助也被进一步细分,具体到“社会外交”的不同维度,因而蕴含了进一步拓展研究观念和视角的可能性。实际上,近年来对非援助研究的确出现了下沉、回落到“社会外交”层面的态势,突出表现在对援非医疗队以及农业援非的研究当中,如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的中国对非农业援助历程,就构成研究“当前正在开展的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背景和进路,旨在“反思中国援助项目在非洲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和难以持久的原因,并探寻进一步改善援助效果的方法”(7)唐晓阳:《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形式的演变及其效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也有研究者重点关注中国援非农技专家和援非医疗队在非洲工作与生活的角色(8)陆继霞、李小云:《中国援非农技专家角色分析——以中国援非农技组派遣项目为例》,《外交评论》2017年第4期。;等等。
可见,“社会外交”路径打开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和写作潜能。而要充分展示这一空间,挖掘各种潜能,就需要我们自觉更新研究观念和路径,就必须运用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举凡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文化人类学等理论谱系以及医学等各种实用科技知识,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从而构成对既往历史知识背景和学术训练的巨大挑战,需要付出更多的学术热忱和专业努力(9)最近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好几位年轻学者告诉笔者都在家里“恶补”有关新冠病毒、传染病防控以及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专业知识。。
四、理论自觉与“理论化”
看来,在当今这个时代,即便从事历史研究,以其为志业,若没有几把理论和方法的“金刚钻”,是揽不好这个“瓷器活”的。加强理论学习,提升理论素养,重视并恰当运用理论,已成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独辟蹊径、推陈出新的重要途径。同时,研究者也要注意不能膜拜理论,将其神秘化。理论是为研究问题服务的,切不可耽溺于理论的镜花水月、空中楼阁,而沦为理论方法与经验案例各说各话、捏不到一块的“两张皮”之讥。对于大量中观和微观理论,研究者不妨带着批判的眼光借鉴取舍,而对于理论范式,其实说到底取决于研究者的人生阅历、知识涵养和思想识见。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gdsyjzz.cn/qikandaodu/2021/0301/4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