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主题理论和方法(5)
考虑到目前的研究现状,比理论更重要的是理论自觉和“理论化”。从当代史学理论的演进来看,上文所论国际关系理论方法和“社会外交”路径,也合乎当代史学研究“空间转向”“文化转向”等所谓“史学革命”的大趋势。历史学家跳出传统叙事,尝试运用各个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模式,这些模式“建立在微观方法与宏观方法相互补充的基础上”,“努力超越宏观史与微观史、结构与事件、理性与非理性相对立的二元思维”,它们既体现在全球史研究之中,也表现在诸如“语言学转向”的“新社会文化史”范式之中(10)参见陈启能:《当代历史学发展的若干趋势——兼论“史学革命”》,王晴佳、张旭鹏主著:《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总序”第1—10页。。而仅依据上文所列举的部分成果,就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不断增强理论意识的努力,尽管对不同理论和方法的借鉴运用还显得比较粗浅简单,离高度的理论自觉尚有差距。概言之,理论更多地以“理论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它提供进入和揭示研究主题的背景、框架和角度,重新梳理和汇聚文献资料的意向,影响以至重构叙事的节奏和细节,当然也期待并检验新的假设和观点,它甚至就高度浓缩在文章标题的概念、短语及其逻辑关系之中(11)韩长青、姚百慧:《革命的爱国主义:中国对万国邮联的政策(1950—1951)》,《外交评论》2009年第6期;蒋华杰:《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中国援非政策演变再思考(1970—1983)》,《外交评论》2019年第6期。“革命的爱国主义”“现代化”都是被提炼概括的“理论化”概念,规定了文本的主要角度、观点和叙事。很显然,“理论化”还可以有别的路径,有待进一步开掘。。“理论化”还不是理论,甚至也无须理论。
自希罗多德写《历史》、司马迁著《史记》,不论“求真存疑”,还是“实录、信史”,求真求实不啻为东西方殊途同归的史学传统,也道出了治史的根本。然而,《历史》旨在作范垂训、道德教化,《史记》志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都说明治史无法回避主观性、情感化的识见和表达,史学的主客观关系由此成为历代史家无法回避的一个理论主题。显然,历史是不断被我们所认知和建构的,因而历史叙事无法脱离时代的物质和精神环境。在恪守真实原则的前提下,夫子之为“春秋笔法”,今人所谓借重理论,都不过是结合、融通真实和识见的方式与途径,是史家不断获得与时代交流和对话能力的必然选择。求真求实、实事求是,规划了诉诸理论和“理论化”的边界,也不断考究着研究者吸收和运用理论方法的原则和能力。诚如李新先生所论,“历史最宝贵的品格就在于真实”(12)章百家:《我记忆中的李新先生》,《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9期。。进而言之,真实是理论的理论、方法的方法。在真实面前,那些理论和方法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真实,这的确关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gdsyjzz.cn/qikandaodu/2021/0301/4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