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共创建时期的青年戴季陶(2)
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倒是凝聚了热血的中共创建者,如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及陈望道等。《星期评论》主编是戴季陶,编辑就是李汉俊和沈玄庐,主笔有邵力子和陈望道。供职于《星期评论》的还有刘大白、俞秀松、丁宝林等人。俞秀松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领导人。李汉俊与日本、朝鲜的共产党方面有单线联系。戴季陶、沈玄庐负责接见外地来上海寻找革命的青年学生。李汉俊和戴季陶读过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感觉当时翻译《资本论》不现实,能读懂的人也不会太多,倒是《共产党宣言》,言简意赅,能译出来就好了,对向民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大有裨益。戴季陶想译出后首先在《星期评论》刊发。说实话,戴季陶当年在日本留学时就想翻译,但感觉难度颇高,自己笔力不逮,是很难译好的。找谁译呢?戴季陶在苦苦想着人选,一时拿不定主意。
戴季陶清楚,《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有着极为丰富和深刻的思想,用词非常优美、精练,如果中文译者对德文、英文、俄文及日文没有很好地掌握,是很难从已有的版本中找到更好更精美的措辞的,恩格斯自己就说过,“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戴季陶想到了邵力子,问他是否有办法找到合适的翻译者。邵力子说,他是日文盲,只会“和文汉读”,有个人倒是精通英文、日文,中文水平也是高人一筹,交给他翻译估计不会有问题。他就是经常给《觉悟》写稿的作者,浙江“一师风潮”中的风云人物陈望道。
邵力子推荐陈望道,是因为陈望道是邵力子的密友,知道此人功力超群,一定能完成此任务。戴季陶自然喜出望外,驰信约陈望道到上海来,交给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戴季陶将自己在日本购得的那本视为珍品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陈望道,还给了他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供他参照着译。这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来历不凡,是戴季陶向陈独秀借的,而陈独秀则是向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借的。
陈望道从戴季陶那儿领了任务,就回浙江老家潜心翻译了。戴季陶掐着手指算日期,准备一旦翻译完成,就在《星期评论》上发表。
戴季陶做了《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催产婆”,却不是接产婆。原来,正当戴季陶准备刊发《共产党宣言》时,孙中山发来急电,要召戴季陶去广东。
戴季陶马上急电陈望道来沪,陈望道带着译好的《共产党宣言》赶来。那天,戴季陶和李汉俊、邵力子、沈玄庐、沈雁冰、李达都在《星期评论》编辑部的三楼阳台上。戴季陶是个率性而为的诗人,喜怒极易形于色。戴季陶见陈望道推门进来,竟然号啕大哭,搞得陈望道莫名其妙。原来,戴季陶说他舍不得离开《星期评论》,但孙中山要他到广州去。过了半天,戴季陶心情平静下来,才想到问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有没有译好。陈望道这才从随身的包中掏出译稿来。
戴季陶要走,《星期评论》只得停刊,《共产党宣言》只得另找地方发表。但不管怎么说,戴季陶都是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催产婆”。
助陈独秀一臂之力,筹建上海共产党
1920年,陈独秀到上海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是全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戴季陶是他想到的在上海方面要找的几个重要人物之一。
这是为什么?还是旁观者清,参加了中共一大的北京代表张国焘后来回忆说,共产党的始创者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较多。
1920年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
张国焘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陈独秀到上海后,与戴季陶关系极为紧密,他对戴季陶心仪已久。戴季陶对这位《新青年》的战将也是惺惺相惜,两人相见恨晚,在上海的那段时光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因为两家人是紧挨着住的邻居。
戴季陶租住在渔阳里六号,这是上海极为典型的老式石库门民居。陈独秀来上海后,戴季陶把住房让给陈独秀夫妇租住,他则住到前面一幢石库门,两家门对门。这里成了陈独秀的家,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和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
众所周知,中共一大,陈独秀没有出席,这是因为陈独秀在广东南方政府任教育厅厅长之职,一时走不开。这事与戴季陶也有极深的关系。陈独秀到上海着手建党,戴季陶不断地向陈独秀等人称赞陈炯明。当时陈炯明任粤军总司令,驻在闽南的漳州、长汀一带,戴季陶认为陈炯明仰慕新文化,爱谈社会主义。戴季陶对陈独秀说过,可以在陈炯明的驻防地区试验社会主义,如社会主义教育、新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社会改良都可以试办。戴季陶对陈炯明寄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厚望,认为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如《共产党月刊》等都可以在那里创办。戴季陶多次邀陈独秀、张国焘抽时间到闽南去参观一下,可以借此机会与陈炯明交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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