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共创建时期的青年戴季陶(4)
正如沈雁冰后来回忆的,当时谈社会主义的人很多,大致可分为三种人:一是后来成立党组织的陈独秀等人;一是研究系的,如张东荪等一些人;还有就是国民党的戴季陶也研究马克思主义,胡汉民在《建设》杂志上还翻译了日本河上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三种人中,只有第一种人是真正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是借谈社会主义争得人心,到真正行动时,他们叶公好龙的本色就暴露无遗了,终于离开了。
戴季陶与蒋介石、张静江合办证券交易所
在某些人看来,投资证券,就是找到了提款机。退出成立中共组织后,戴季陶想到的就是这事了。他宣告不参加中共,是为了一心一意壮大国民党力量。国民党当时财力薄弱,驻闽粤军急需军费,戴季陶一心想出力,但他本人是书生一个,到哪儿去找大笔大笔的钱?
戴季陶原籍浙江,家族入川后是以贩卖瓷器发达的,并购得大量土地,他仿佛有这种经商的遗传基因,对贱买贵卖一套从小耳濡目染,耳熟能详。于是,他找到了当时在上海的蒋介石、张静江,三个人处境相似,都穷得叮当响,三人一商量,便找到一家日本企业,策划开设交易所。他们颇有心计,搞经济也像做政治一样,得拉上一帮人呀。他们先是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团体,同上海大亨虞洽卿建立了联络,获得了必要的财力支援。这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就开张了。一鼓作气,先声夺人,开张时人气颇旺,经营颇为顺手,股票牛气十足,一片飘红,戴季陶、蒋介石、张静江三人兴奋得满脸是汗,眼看着金银财宝滚滚而来。这天,戴季陶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真所谓空手翻云覆雨,白手起家,凭空发了大财。”
有了钱,戴季陶不免飘飘然起来,在赢取的钱中拨出一部分给驻闽粤军,自己也趁机犒劳自己一把,花天酒地起来。然而,这证券业本身是充满风险性的。有高收入,也有高风险。戴季陶、蒋介石、张静江三人合伙搞的生意后来遭遇刀剑风霜,这也是他们自己埋下的祸根。他们只顾一路哄抬,股票一个劲地涨,许多股民自然见好要收,要兑现,要落袋为安。可戴季陶他们哪儿去找钱?戴季陶找与之签约的钱庄筹钱,钱庄以准备金不足拒付。这样,戴季陶捉襟见肘,信誉立即扫地。股民自然不干了,手中的股票成了废纸一张。愤怒之火轰然而起,股民围攻证券所要债,逼得证券所监察人两次要跳黄浦江自杀。戴季陶、蒋介石、张静江三人焦头烂额,从高峰跌入谷底。
戴季陶与臭名昭著的戴季陶主义
谁也不会想到,一个积极筹建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临阵退缩不算,最后竟然还成了死硬的反共分子,与陈独秀由昔日的密友,变成今日的死敌。
没有参加中共的戴季陶,做股票投机生意惨败,顿时感到心灰意冷,在回老家四川的船上,备感凄凉。船到宜昌,他翻过船栏,跳江自杀,被船员救了起来。他在长江里仿佛里外彻底地洗了一次,醍醐灌顶,他终于成为国民党右派领军人物。
戴季陶直奔广州投奔孙中山,孙中山十分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重新把他招为自己的贴身秘书。孙中山清楚他在上海与共产党人所做的事,孙中山的本意是利用戴季陶的关系,使国民党与正在虎虎生威的中共合作得更融洽些。然而,孙中山并不会想到,曾经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参与筹建中共的戴季陶,并不支持自己联合中共的主张,相反,还竭力反对。1923年前后,孙中山因为陈炯明的叛变而陷入极度绝望之中,感到一个巴掌拍不响,他十分需要中共的支持,决心使国民党更能接近中共和苏俄,于是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主张,以便国民党重获生机。戴季陶对此感到很不舒服,给孙中山敲边鼓,劝说孙中山没有必要节外生枝搞什么国民党改组,说这样做没有群众基础,是“屡格于众议”,是“没有独立之规划,而乃以外力为动机”的事情,对孙中山的联共,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遗患,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必然“启他日之纠纷”。
戴季陶(右)与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合影
孙中山对中共的态度,是基于对国民党的希望,他知道国民党的人和革命的办法不行,人的脑子太旧,组织涣散,没有力量。当时国民党人中对中共的态度分三种,一种是顽固派,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帝国主义是坚决反共的,和共产党合作是危险之事,会被赤化。二是一般的国民党员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潮流,共产党有一定的力量可以利用。三是真正认识到共产党的正确,知道国民党本身的弱点。有这种认识的人很少,如廖仲恺、朱执信,他俩对马克思主义很热心,朱执信在《建设》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他俩的过早去世,对国共两党都是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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