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维正:深耕党史五十年(2)
到了晚上,他就归类整合白天搜集来的资料,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那段时间,考证一大成为邵维正唯一的目标,其他的什么事情都顾不上,他经常两三个星期才回一次家。
到最后,他整理的资料卡片已经有上千张,堆起来有1米多高。根据这些资料卡片,邵维正制成了一张“一大日期研究提要表”,详列了几十种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时间的说法。
做考证工作,光靠“死”证据不够,还得找一些“活”资料。于是,邵维正寻访当时还健在的参会人员,他了解到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曾在一大召开期间做过会务,就几经周折找到了老人的住处。当时王会悟老人已经82岁,身体不太好,躺在床上接受了邵维正的采访。
各种资料收集起来,已有几十万字。如何从纷乱的资料中理出个头绪来,邵维正决心从考证一大代表的行踪入手。他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找到了谢觉哉日记的原件,里面记载着:“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1921年6月29日特记。”后来谢觉哉解释,五个圈所对应的字是“共产主义者”,因当时反动势力猖獗,又怕忘记,故以圈代替。
据此,邵维正查找了当时从长沙至上海的班次,按最快到达的日期算,何叔衡和毛泽东的到达日期应该在7月4日以后。由此,排除了7月1日开会的说法。
在一次又一次的走访中,他从当年参加过一大的刘仁静老人那里得知,原来当年刘仁静先去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之后才去上海参加的一大。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由李大钊等人发起的进步社团,为了找到这次会议的记载,邵维正跑遍了各种图书馆、资料室,寻找该学会的会刊《少年中国》杂志,但都没有结果。
后来,经多番打听,邵维正来到了中央党校图书馆库房。因为怕打湿资料,进库房的人是不让带水的。当时恰逢酷暑天,邵维正就冒着高温,在一排排书架之间来回穿行寻找。空间逼仄,转个身都困难,他挨个书架看,一本一本找,一页一页翻,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1921年出版的《少年中国》原件。
随着考证的深入,一大的召开时间渐渐锁定在7月20日、23日和24日这三天上。这时候,一份来自苏联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记载引起了邵维正的注意。这份记载提供了几个关键信息:报告采用“我们”字眼,说明是参会者提供;开会时间接近“23”日或“24日”;明确会期为8天;记录了“侦探闯会”的史实。
当时的《上海生活报》《申报》等报纸上,都报道了7月30日晚法国巡捕房惊扰会场的事件。周佛海、陈公博的回忆录也有相应的佐证。种种证据都将一大最终会期指向7月30日,根据苏联档案记载的会期,再往前推移8天,就将一大开幕时间确定在7月23日。
此外,邵维正还考证了一大的出席人数,关于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物的专题论文发表在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上。1981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时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文章发表后,全国几十种报纸杂志进行了报道或转载,该文还被译为英、日、俄、法等文字在国外多种刊物发表,海外学者称其为“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思想解放的新开端”。胡乔木评价,“这位同志下了这么大功夫,弄清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项突破性成果。”
老年转向,致力党史通俗化
从一大考证这个起点开始,邵维正党史研究的面渐渐铺展开来。有人评价他,是由“红色的起点”走向“红色的世界”。
1991年,正逢建党70周年,邵维正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出版,以30余万字的篇幅,全面分析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着重介绍建党的过程、意义和影响,填补了中共创建史研究的空白。
从党的创建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从党史研究到党的创新理论、军队政治工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邵维正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推进党史专业化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邵维正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写党史书是给谁看的?“全国从事党史工作的有一万多人,可是读党史的有几亿人。我在想,我写党史是给一万人看,还是给几亿人看。”邵维正说。
近20年来,邵维正一直在追求党史的通俗化写作。2001年,建党80周年之际,邵维正主编了《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这部书用100件大事、1000张图片,图文并茂地解说党的80年历史。随后,建党90年时推出的《中国共产党90周年创新实录》和《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都以通俗化的风格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gdsyjzz.cn/zonghexinwen/2021/0427/5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