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研论坛:概念史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3)
1933年,中央苏区政权相对稳固后开展“查田运动”,毛泽东发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阐明乡村社会各阶级的具体意涵,尝试通过阶级分类推动土地革命。然而,“查田运动”中依然出现了各种因为富农标准过于模糊而导致的矛盾,因此,10月苏维埃政府发布《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以更为细致的量化方式界定富农概念:富裕中农一年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富农则超过百分之十五。然而,农民并不会在实际生活中按照这一逻辑计算收入,且习惯于通过换等方式共用生产资料。因此,这样一种更为细化的阶级成分划分方式,并没有解决革命实践中的富农难以算清的问题。由于中央苏区战事频繁,且医疗保障水平不足,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以及“围剿”与“反围剿”的战斗都在大量“消耗”成年男性。因此,很多原本占有少量土地,但同时失去了成年男性劳动力的家庭,很容易在上述定义下成为统计数据意义上的“富农”。
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后,指示干部做出调整,不要以“算阶级”代替“查阶级”。因此,土地改革中的阶级其实有三重属性:经济属性(量化阶级标准)、政治属性(对革命的态度)、社会道德意涵。经济属性是正当性的表达,也是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总则,但实践中,必须与后两种属性结合。
孟庆延认为,从谱系学与整体史的角度开展概念史研究,进而展开对中国革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中国革命的实践形态与伟大历史进程。实际上,很多关键概念的在中国社会中的“落地”过程,正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从学理上认识这一过程,是学术研究的使命,也是学者的时代担当。
至于东亚历史的过渡时期,则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期。当近代社会知识转型的高潮逐渐退去,革命初兴。此后,苏俄的政治文化伴随革命涌入中国,在制度、观念、策略层面产生诸多影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知识层面基本用语的输入在革命前已渐进尾声。因此,如何结合革命史与知识转型,自然成为需要探索的问题。概念史家科泽勒克提出,所有的分支学科之间都有关系网络和结构分层,并以语言的形式显现出来。而概念史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变体,能够统摄其他史学的研究取径。蒋凌楠希望未来有可能开创以口号、语法、修辞、习语、言说的假设等内容为主要议题的“革命概念史”,探索人们在日常事件中表现出的反应及其内在惯例和规则系统。这要求学者选择既有社会文化表征意义、又足以成为行动因素的概念,展开深入研究。
此外,概念史研究还应当注意语用学这一范式。所谓语用,即指概念的运用及其语境。研究者应注意发掘概念背后维系着的政治想象,解读概念试图排斥、遮蔽、解释的历史图景。英国思想史家斯金纳指出,追问概念的根本是为了追问意图。人们使用概念时,不只是为了辨析其意涵,还将通过驳斥、赞美、批判、嘲弄将概念转化为批判的武器。因此,学者在从事概念史研究时,不应当把自己的任务局限于澄清学科基本概念、术语的内涵,而是要从概念的社会、政治影响出发展开思考。蒋凌楠曾长期关注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梳理论战中各方的不同认识,并探讨不同群体如何为各自目的争夺革命话语权。从文献积累与理论素养方面看,共产主义信仰者一方在20年代的这场论战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其长处在于行为语言(speech act)较之对手方更为丰富,他们常常跳出学理,质疑对方的外语水平或直接批判对方的立场错误。
蒋凌楠还介绍了自己研究“苏维埃”概念的成果与心得。民国初年,“苏维埃”这一概念传入中国。早先西方语境下,“苏维埃”概念乘西方国家反思代议制之潮流,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欧洲各国的政治发展。然而,第二国际和苏俄对“苏维埃“的理解存在差异,并导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对苏维埃制度设计的内涵持不同看法,这是第一层差异。
“苏维埃”传入中国后,因中苏国情不同、阐发群体不同又导致了新理解的产生。当时的政治学精英将“苏维埃”理解为代议制的新范式、西方政治的新思潮,希望从中找到走出民初政治乱局的出路。而倾向于列宁理论者,则从“苏维埃”中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元素。尽管双方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但出于不同的想法,均欢迎苏维埃概念的传入。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gdsyjzz.cn/zonghexinwen/2021/0716/5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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