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刍议(4)
三、历史认知与历史研究的平衡
从史学史的理论问题本身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学科建构当然不能仅仅停留于历史编纂形式的研究层面,更重要的是必须追问学科研究的基础性问题是什么。由于历史学的性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基础性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考虑历史认知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如何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学理属性,就是一个历史认知的基础性问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历史追溯,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史著罗列,尽管这种罗列显示了历史时序和历史说明的逻辑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客观存在,“史学史”对于这个“客观存在”应当如何解释,已有研究作出了相当程度的努力,需要强化的是分析已有成果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认识史研究上的不足。关于史学认识史,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史学家朱维铮就在《中国史学史课程教学大纲》中提出,史学史研究应当突出两个维度:一个是“中国历史记录的演变过程”,另一个是“中国历史认识的发展过程”(10)朱维铮:《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3页。。前一个维度在史学史范畴内大多属于史学的形式问题,关键的是后一个问题,它关涉史学观念、史学意识、史学判断等一系列历史哲学方面的理论性问题。譬如,讨论郭沫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不能不提及他出版于1929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此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最重要的是在于它的历史哲学观。郭沫若在1947年回顾性地自称“本书在思想分析的部分似有它的独到处”(11)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81页。。这个“独到处”是什么?郭沫若当年在自序中强调:“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Engels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如果“没有唯物辩证论的观念”,就无法科学地讨论中国古代史。(1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现代书局,1929年,“自序”第6页。郭沫若1929年形成的史学观念,尽管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却使“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开出中国史学的新方向”(13)谢保成:《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9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视域下,要研究这个“新方向”,就不能简单地复述该书论及的中国古代史的几个问题,而应当上升到讨论该书为何会提出这些问题,依据何种历史意识去解决这些问题,由这些问题延伸而来的历史价值观又是什么等。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就是要研究史家在所研究问题上的认识域是如何形成的,形成后的史观给历史研究和史学编纂带来何种作用与影响。
在史学史范畴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程展开学术考察,史著文本的构成分析仅是史学史的一种表征形式,尽管很重要,也不能忽略,但史学史研究的学术含量并不能满足于此,它应当得到进一步提升,而提升的路径就在于揭示表征形式背后的历史意识。任何一种历史意识,都是史学家的历史意识。因此,对史家历史编纂观的出发点和历史意识的形成进行分析,就显得特别重要,“所有历史撰述都会有历史研究成分在其中,这是保障历史撰述作为理性知识存在的基础,细微实证的历史研究之中也一定表达了史家对文化理解的独立思想”(14)朱渊清:《书写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9页。。史家的史学编纂观和历史意识的形成,是与他们共存的政治情势、社会状况、理论气候等历史语境相关联的。因此,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程,不能不同时研究与这个进程相共存的历史条件,不能仅仅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本自身。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大都局限于史家与史著的文本研究,并且许多著述还是以事后的眼光,揣度前人的思想与意图。这种现象正是英国史学家昆廷·斯金纳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中所针砭的“学说神话”与“预期神话”:前一种“神话”“将某些在史学家们看来适合于某一主题的学说赋予经典理论家,而经典理论家实际上并未对之进行过讨论”,而后一种“神话”则是“将观察者自己声称的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发现的意义与这一历史时期自身的意涵之间的非对称性生硬地合并在一起”(15)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60页。。如何避免这种现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中的普遍发生,对于每个研究者来说,都是一种艰难的学术挑战,因为有太多的内外在因素制约着这种挑战。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gdsyjzz.cn/qikandaodu/2021/0402/4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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