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刍议(6)
这种学术现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是有史可证的。例如,郭沫若在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47年版所写的后记中反省说,尽管该书初版时具备一定的独到价值,但“在十七年后的我自己也写不出来了”(18)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81页。。为什么“写不出来”?显然不是学术研究和理论思维的能力不足,而是社会实践情形发生了变化,这部著作形成的政治革命背景已发生变化,理论实践前提——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现实语境也不复存在。在这样的条件下,当然不可能再次写出与当年“问题意识”等同的史著了。
这个案例只是在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理论框架,不能不将社会实践要素纳入史学发展研究过程中。唯其如此,才能够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何种学术生态,为何产生这样的学术生态,这样的学术生态对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带来了何种范式性的塑造,等等。
随着现代史学及其史学理论的快速发展,各种理论与方法蜂拥而至,比如“新社会史”、观念史、书籍史、阅读史、记忆史等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如何面对与吸收其中有益的成分,将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如果回避这些挑战,并不能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获得别开生面的学术创新,也未必有助于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因此,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建构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学术体系,才能真正有力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进步。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gdsyjzz.cn/qikandaodu/2021/0402/4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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