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八年中共党史研究综述(10)
(四)开放、外交、国家统一
对外开放。研究者较多关注开放的起步和内在逻辑。萧冬连《国门是如何打开的——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过程》(《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指出,1978年决策层未经争论就达成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外部资源加快自身发展的共识。开放虽有曲折但并未妨碍开放的步伐。从引进成套设备到利用外资,再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禁区不断被打破。杨雪冬《从自我改造到相互改造:对外开放40年再审视》(《浙江社会科学》第8期)认为,改变自我与相互改变是开放的基本主题。要用更长远的世界眼光和更全面的大局观来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对外关系。研究者既从总体上介绍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看法的变化,也聚焦日本、朝鲜等个案。范明英、白晓东《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嬗变》(《长白学刊》第2期)指出,中国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从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转变为推动国际政治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参与国际秩序的外交思维与实践从争取自身发展逐步向肩负国际责任转变;建立秩序的目标从以尊重差异性为前提、强调国家间合作的国际秩序向追求同一目标的、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秩序发展。韩召颖、姜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演进——基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分析(1982—2017)》(《南开学报》第1期)指出,中国外交理念的演进主要表现为时代观、安全观和秩序观的演进,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基础上更强调合作的时代潮流,逐渐确立“合作、综合、共同”的安全观,提出构建“和平、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文世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日本发展经验的借鉴——以1980年余秋里访日“取经”为例》(《党史与文献研究》第1期)指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把日本作为学习国外发展经验的重点,余秋里访日为制定国民经济规划提供了借鉴。董洁《朝鲜加入联合国与中朝关系(1989—1991)》(《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朝鲜加入联合国是特殊时期、特殊前提下中朝关系互动的产物。
祖国统一。研究者从新角度分析了国家统一问题。齐鹏飞《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探索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认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港澳台问题尚未被摆到应有位置,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格局中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可以从国家统一、国家治理两个维度深化相关研究,也可以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视域下开展研究。地方史研究也不失为一个视角。陈先才《台海危机与风险管理:1987—2017为例》(《台湾研究》第1期)指出,台海危机与两岸风险频发的根源在于双方缺乏政治互信、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存在,以及美国长期介入台湾问题。要想推动国家统一,就必须遏制“台独”势力,阻止外部介入,坚持发展思路,推进制度化协商。
(五)地方改革开放史
地方改革史研究成长较快,新成果不断涌现。张学兵《“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一个改革史的话语建构》(《党史与文献研究》第4期)指出,人们之所以认为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主要与安徽农村的情况较早为高层关注、包干到户的经营方式在全国普及、一度与安徽齐名的省份淡出党政文献等有关。郑子青《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变迁——以湖南省平江县南江镇为例》(《教学与研究》第11期)用一个普通农村乡镇40年的变化,折射出社会形态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社会结构从阶层固化到阶层流动、社会成员身份标识从单位或集体人到社会人、社会关系从亲友联结到多元联结、社会风俗从传统习惯到现代文明的变化。
(六)从理论和经验角度研究总结改革开放
随着改革开放史的延长,研究者开始展开理论提升和经验总结。武力、李扬《略论研究改革开放史的几个问题》(《北京党史》第5期)认为,改革开放史研究要有世界视野、历史眼光、发展观点,要深化重点领域研究。其中经济领域应该重点思考、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所有制结构等问题。李海青《原初语境下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6期)认为,原初语境下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循着思想解放与实践思维的确立、实践赋权与内在活力的激发、对外开放与世界历史的融入、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的明确而展开,其中思想解放具有先导性意义。段治文、闵帅《中国改革开放启动的内源性社会动力分析》(《浙江社会科学》第5期)认为,广大群众在天安门事件中表现出的政治自觉、在真理标准讨论中表现出的思想自觉、在农村包产到户实践中表现出的改革自觉,展示了改革开放启动的民间推动力的形成。它和社会上层推动力一起,形成了改革开放启动的历史合力。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gdsyjzz.cn/qikandaodu/2021/0424/5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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