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八年中共党史研究综述(7)
综合性论著方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人民出版社组织编写的32卷本(中央1卷,31个省区市各1卷)“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丛书(人民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组织编写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通过不同体例,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全面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改革开放研究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则按照更细致的专题,梳理了改革开放的一些重要层面。比如,李培林主编《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1978—2018)》聚焦阶层变化,提出了“双重中等收入陷阱”等新观点。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组织编写的《改革开放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介绍了全国各地案例,特点鲜明、地方色彩浓郁,是了解地方改革开放史不可多得的资料书。个人论著中亦有很多佳作,涉及领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领域
“三农”问题。研究者的关注点不仅是农村改革进程,还有农村改革的溢出效应及其发展趋势。陈锡文等《中国农村改革40年》(人民出版社)从农村改革的背景、逻辑演变入手,既涵盖了农村的土地制度、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乡村治理体系、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粮食购销体制等影响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制度演进,也涉及农民收入和生活、脱贫攻坚、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以及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展现了一幅农村改革发展的宏观图景。萧冬连《中国农村改革是如何率先突破的》(《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认为,农业改革并不是预先选择的突破口,而是在宽松政治环境下,农民实践对政策的突破与地方上开明领导相互推动,进而逐步获得共识,形成全国性政策。吴理财《中国农村社会治理40年:从“乡政村治”到“村社协同”——湖北的表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农村社会治理经历了两波变迁。前一波发生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主要成果是“政社分开”,形成“乡政村治”的农村治理体制;后一波发生在乡村社会之内,触及乡村社会自身结构及其“灵魂”,主要表征是“空心化”“个体化”。当前,企望通过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构建现代农村社会治理体制。赵树凯《“大包干”政策过程:从“一刀切”到“切三刀”》(《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农业“大包干”政策先后经历了三种形态:“一刀切”是指对包干到户一律否定;“切两刀”是指分两类地区,即贫困地区可以搞,一般地区不要搞;“切三刀”是指分三类地区,即贫困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中间地区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发达地区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这是一个顺势而为的过程,不是规划出来的。刘铮、徐子健《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业贡献的政治经济学解析》(《福建论坛》第11期)认为,农村改革促进了所有制理论创新,农业在外汇贡献方面作用突出。唐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应从回应农民和农业发展诉求的角度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而不是主要回应城市资本的诉求。钟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演化与走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是农业和农村自身发展的结果,其成长、分化与走向是市场化规律的体现,也是制度改革创新的反映。
国企改革。研究者既对国企改革进程进行了创新性表述,又对国企改革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再分析。杨瑞龙《国有企业改革逻辑与实践的演变及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国企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两权分离、产权多元化、“抓大放小”、优化所有权约束机制等改革阶段,这使得国有企业逐渐从行政附属物向市场主体转变。应该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民共进”的微观结构,形成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是相互冲突而是共同发展的改革逻辑。程俊杰等《改革开放四十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演进与创新》(《经济体制改革》第5期)认为,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两权分离、产权明确、权责统一四个阶段。未来应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完善国有企业产权交易机制。李兆辰等《国有企业改革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认为,国企改革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扩大了城市规模,提升了地区整体就业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是中国提升市场化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gdsyjzz.cn/qikandaodu/2021/0424/5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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