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八年中共党史研究综述(3)
思想建设。通过制度改造思想,是中共革命的一大特点。吴文珑《“实践导向”及其双重意义:1935—1942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出版社)认为,中共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现实问题时,表现为以实践结果为目的的理论与政治的互动。贾钢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民文化教育研究(1935—1948)》(人民出版社)运用社会史学研究范式,以“扫除文盲—农民知识化”为主线,对农民“大众化”教育展开学理化考察。何益忠《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生成》(《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指出,初创时期中共党内就存在批评、自我批评的实践。土地革命初期,受共产国际影响,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成为一种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纠正党的缺点错误的自觉行为的同时,也助推了党内教条主义倾向的盛行。土地革命后期和全面抗战时期,原本语义含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内涵逐渐清晰,并在延安整风中被提升为锤炼党性修养、纠正缺点错误、改进工作作风、克服骄傲自满情绪的重要武器。总体来看,研究者都注意到思想塑造与制度建设之关联。革命时期,理想信念之坚定,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建设的结果。
军事战争。中共早期对军事关注不够,后期逐渐发力,最终大放异彩。从无到有的历程中,一方面挑战巨大,另一方面也形成诸多独具特色的创造性举措。严鹏《战争与工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演化》(浙江大学出版社)讨论战时装备制造业的壮大、国民政府对行业的影响、装备企业制造能力的提升,以及战后装备制造业的衰颓等问题,是一部质量上乘的著作。王龙飞《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民兵的武器:困难与对策》(《史学月刊》第1期)认为,给群众和民兵大量发武器弹药以形成普遍的游击战争,是敌后抗战的一大创举。刘世超《中共山东抗日武装武器来源探析》(《抗日战争研究》第4期)指出,民间自造的土枪、散落民间的军枪和原国民党地方武装掌握的枪支,一度是中共在山东创建抗日武装的主要武器来源。随着山东抗日武装逐渐走向正规化,部队所需的武器主要来自敌军、顽军和兵工生产。李金铮、宋弘《坚持:抗战时期冀中区堡垒户的形成、使命与困境》(《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认为,冀中区堡垒户的大量产生是中共动员农民应对日军“扫荡”困局和自然环境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王士花《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交通工作》(《史学月刊》第12期)认为,中共凭借扎实的基层组织工作及统战政策,充分调动民众的力量和智慧,通过多种路径和方法,建立并维护着秘密、无形、流动的交通网络,保障了山东各战略区党政军机关及上下级间的信息互通、人员往来和物资运送等。
社会史。岳谦厚、王亚莉《女性·婚姻与革命——华北及陕甘宁根据地女性婚姻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女性经验、经历与两性关系发展变化为研究主线,对华北及陕甘宁根据地婚姻新政下女性的具体生活实践进行考察,具有重要价值。李军全《过年:华北根据地的民俗改造(1937—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通过“春节革命化”和“革命化春节”两个层面,分析春节在中共政治文化与乡村民俗文化间交融的作用,对中共在构建革命意识形态过程中认知和处理乡村传统这一政治难题进行了梳理。王建华《乡村观念世界的现代转型——以延安时期改造巫神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南开学报》第1期)指出,巫神在乡村社会具有特别的权威,中共改造巫神借用了“二流子”的符号,使得巫神与“二流子”的改造相互交织。韩晓莉《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基层妇女干部的培养》(《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6期)指出,中共将数量众多的女学生和农妇在短时间内吸收到干部队伍中,实现干部数量增长后,又通过干部训练班提高妇女干部的素质,围绕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对她们的工作方法进行指导。王颖《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1937—1945)》(《开放时代》第4期)指出,陕甘宁边区的妇女政策经历了与家庭分离、与集体整合、家庭与集体整合三个阶段。中共通过将妇女组织起来纺线织布、表彰妇女劳动英雄和改造不劳动的“二流子”,使妇女走出家庭;同时通过婚姻自主改革和建设新家庭,实现家庭巩固。
经济史。万立明《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股票发行的探索》(《苏区研究》第2期)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为发展经济,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政府较为普遍地探索、制定股份制政策,发行了一定数量的股票。这是中共领导金融建设的第一次创新性尝试。刘志英《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金融现代化》(科学出版社)梳理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及抗日根据地金融业的现代化进程,探寻西部和抗日根据地金融业在逆境中趋向现代化的轨迹,探讨国民政府与根据地政府金融改革举措的得失。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gdsyjzz.cn/qikandaodu/2021/0424/5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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