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八年中共党史研究综述(2)
红军建设。中共革命转向武装夺取政权之后,红军作用日益凸显。应星《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以红四军“伴着发展”战略的渊源流变为中心》(《开放时代》第5期)和《1930—1931年主力红军整编的源起、规划与实践》(《近代史研究》第2期)均围绕红军建军史展开。前者从社会学视角指出,红四军提出的“伴着发展”战略,以正规化、职业化、政治化的军事武装为基础,在有红色力量的地方逐步扩展,扶持地方军事力量,推动地方政治秩序重构。它不仅开创了晚清以来“地方军事化”的新格局,更把军事革命与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的跨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军地关系。后者则全面梳理红军整编的缘起和基本过程,尤其是注意到不同历史和政治基础的红军在整编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形态。作者将其分别概括为以中央苏区红军整编为代表的“主力辐射型”和以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红军整编为代表的“地(方)武(装)联合型”,进而详细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基本特征和影响。任伟《苏区时期红军与地方关系探微》(《史林》第3期)认为,革命过程中,红军与地方党政携手奋进是主流面相,如何理顺军队与地方党的竞争关系,使二者消除隔阂、共同奋斗,则是党面临的难题。
土地问题与乡村秩序。借助“打土豪、分田地”去发动农民,并由此重建乡村秩序,是中共革命的重要特点。可以说,土地问题与中共革命相始终。饶伟新、蔡永明《中央苏区的分田运动与地方主义问题》(《厦门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运动对原有社会权力结构和地权秩序产生了巨大冲击。由于受到传统乡族关系和矛盾因素制约,分田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地方主义问题。谢建平《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制度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秩序再造》(《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第1期)认为,中共将苏维埃革命的触角伸入广袤乡村,失序的乡村社会考验着苏维埃政权的乡村治理能力。中共以阶级斗争作为乡村权力再造的切入点,推动苏维埃制度在乡村确立,成功唤醒民众的权利意识。陈明《近代中国革命中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动员》(《社会科学论坛》第2期)认为,中共学习借鉴了列宁在俄国革命中的动员技巧和策略,以先进的土地纲领建构革命领导权;在农民中塑造土地均平的秩序观念,以调和阶级框架与传统乡村观念形态的冲突;通过土地改革重塑乡村的精英结构和权力格局,对基层社会的组织体系和治理形态进行彻底重组。
文艺宣传。彭玉兰《从民间伦理到革命理念——以赣南客家山歌与中央苏区红色歌谣的关系为例》(《红色文化学刊》第1期)认为,中央苏区红色歌谣的基本形式和主要内容都脱胎于赣南地区的客家山歌。客家山歌所蕴含的民间伦理,经革命者艺术加工后,成功转化成为崇高的革命理念。束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对〈国际歌〉的传唱及其产生的效用》(《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认为,共产党人对《国际歌》的译介和传唱,凝聚起广大革命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集体认同感,激发大众参与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斗争。
(三)抗日战争时期
组织动员。汪旺龙《身份建构与社会动员:华北根据地合作化对边缘人群的改造》(《晋阳学刊》第1期)考察了中共对边缘人群由低到高的多种身份建构技术。边缘人群从人人看不起的社会底层转变成乡村社会的荣耀主角的过程,展现出根据地政权对边缘人群多层次需求的回应与互动,意味着根据地实现了深层次的社会改造与民众动员。李金铮《读者与报纸、党政军的联动:〈晋察冀日报〉的阅读史》(《近代史研究》第4期)揭示了党报的读者范围和类型、读者获取报纸的渠道、读者的阅读方式、读者阅读后的反应等一系列问题,尤其重点论述了党报在宣传党的主张、实现党的意志方面的重要功能及其对读者的强大引导力量。葛曲、秦燕《纪念仪式的动员逻辑——以延安时期中共纪念活动为个案的考察》(《河南大学学报》第5期)考察阅兵、哀悼、展览、生产竞赛和戏剧表演等仪式,并指出,纪念仪式的动员逻辑是:创造仪式的象征符号,借助纪念仪式对象征符号进行重复操演,以强化政治表达的主导性,赢得话语权,从而在民众心理和认知上重构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的权力下探与社会形塑》(《抗日战争研究》第4期)注意到抗战时期中共通过权力下探,控制和动员双管齐下,有效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强力介入。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具有高度的效能和严格的秩序,改变了中国基层社会长期缺乏效率的运作模式,扭转了清末以来地方社会权力失序的趋向。黄润青、赵兴胜《政治动员与话语构建:莒南大店“平鹰坟”的故事》(《广东社会科学》第2期)以山东莒南大店“平鹰坟”故事的发掘、构建及其在全国的传播过程为例,揭示出中共的话语宣传之所以有威力,不全是文字游戏,契合底层民众的苦难体验才是关键。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gdsyjzz.cn/qikandaodu/2021/0424/5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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