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八年中共党史研究综述(6)
(四)外交政策和外交问题
近年来,随着周边国家档案的解密以及国内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加入,外交问题研究逐渐成为党史研究的热点。本年度,研究者进一步拓展了研究内容的内涵和外延,其中不乏上乘之作。
总体外交战略。牛军《1960年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变的若干问题再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以宏大的视角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产生重大转变的背后动因,并指出,中国决策者对苏联安全威胁的认知是推动中国安全战略转变的主要动力,而中苏对抗的深刻与中美和解的肤浅导致中国与美国、苏联的关系正常化各用时十年之久,也导致中国推行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政策长达15年之久。
中苏关系。相关研究由政治领域转向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倾向更加突出。谢伟《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对黑龙江工业发展的影响与启示》(《学术交流》第9期)、郭本意《1956年至1964年山东省对苏劳务援助初探》(《安徽史学》第5期)和谷继坤《对河北省清苑县工人“赴苏援建”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二)》(《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6辑)将普通人的命运变迁作为历史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对象,开拓了中苏关系研究的视角。张建华《北京“老莫餐厅”:公共空间的苏联形象与中苏关系变迁的映像》(《俄罗斯学刊》第4期)和冯洁《中苏电影贸易之社会认同与国家文化安全的构建与冲突(1949—1966)》(《当代电影》第8期)则是在文化史领域的有益尝试。此外,韩长青《从中苏防止核扩散论战看中国核政策缘起》(《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认为,中苏两国关于核扩散的论战是中国核武器政策生成的逻辑起点之一。
中美关系。朱卫斌、李波怡《卡特政府与中美建交中的台湾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第1期)揭示美国在美中关系正常化议题上主要的政策考量与利益诉求,一窥美国在涉台问题上的决策逻辑。姚昱《中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美国政府的认知与反应(1960—1987)》(《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也值得关注。不过总体而言,本年度中美关系史方面有新意的成果不多。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这是近年来众多学者合力开拓出的一片学术“荒地”,现已结出累累硕果。中日关系方面,首推徐显芬《〈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过程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11期)。该文利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深刻分析中日两国在反霸问题上的不同认知,并指出,中日双方谈判的分歧点在于反霸条款,这反映了中日两国不同的东亚秩序观,其背后的实质问题是两国对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的思考迥异。中印关系方面,陈力《中国对一九六二年科伦坡六国会议的因应》(《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认为,中国实际上是六国会议的积极推动者,一度掌控会议走向,但出于某些成见,六国会议未如中国所预期的那样促使印度回到谈判桌前,各方反而一再迫使中国作出让步。朱鹏、贾海涛《边境战争后印度拘禁华侨与中国政府的应对新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3期)指出,印度拘禁华侨是在国际援助和国内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为获得战俘问题上的所谓“对等”、维护国家的“体面、尊严和自尊”而不择手段的结果。中缅关系方面,梁志《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1953—1955)》(《中共党史研究》第11期)将双边关系置于多边互动场景下,认为地缘政治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是复杂而多变的,意识形态差异并非完全不可超越。中国与印尼关系方面,高艳杰《“建而不交”:冷战前期的中国与印尼关系(1949—1954)》(《世界历史》第3期)认为,两国“建而不交”的状态源于印尼国内政治环境和美国反共战略的双重影响。
此外,王勇忠《中国与越南的科学技术合作(1964—1976年)——以中国科学院开展与越南科学技术合作为中心的研究》(《东南亚纵横》第6期)和《中朝两国科学院的科技合作(1953—1976)》(《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5辑)首次披露和使用了中国科学院收藏的档案,史料价值较高,值得关注。张侃、戴丹琦《台海危机、校园军事化与冷战经验的集体认知——以20世纪50—60年代厦门大学民兵师为中心》(《党史研究与教学》第6期)描述大学生群体在冷战态势影响下的校园生活,分析他们因军事化而产生的冷战经验和意识,梳理台海危机和校园军事化的集体认知机制的关系。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研究
本年度恰逢改革开放40年,相关研究佳作纷呈,总体呈现出热点领域逐渐增多、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视角日益多元、分析逐渐具体深入等特点。众声喧嚣下,理性分析依然很多,展现出改革开放史已成为党史研究的持续性学术生长点。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gdsyjzz.cn/qikandaodu/2021/0424/5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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