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八年中共党史研究综述(9)
(三)文化、社会、生态领域
文化领域。研究者主要对文化政策、革命文化、青年文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梳理。郭远远、陈世香《改革开放40年来文化建设定位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基于历年国务院政策文本的分析》(《中南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文化建设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从辅助性社会资本到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的转变。在中央政策主导者的心理层面,文化建设则经历了从“谨慎”到“自信”的转变。申坤《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化管理顶层设计的历史脉络与路径选择》(《理论与改革》第4期)认为,文化管理顶层设计主要围绕管理主体认定、管理角色分配和管理路径选择三个环节展开,依次呈现计划统治型、政府主导型、市场引导型、合作共治型的顶层设计模型。袁潇、风笑天《改革开放40年我国青年流行文化变迁》(《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第2期)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理性主义和政治关怀是青年文化的发展主脉;20世纪90年代,青年表现出困惑茫然;进入21世纪,互联网成为青年文化的新平台,由此形成多元化、混杂性的青年文化格局;2010年以后,社交媒体全面进入青年群体的文化生活,碎片化、瞬时性的微内容开始增加。
社会领域。研究者主要就减贫的历程及特点、社保实施、社会结构变迁等进行了探讨。关于减贫,李小云等《中国减贫四十年:基于历史与社会学的尝试性解释》(《社会学研究》第6期)认为,中国减贫经历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驱动、开发式扶贫和精准脱贫驱动三个阶段。经济发展政策和扶贫干预相互促进,对农村收入变化产生了明显影响。谢玉梅《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扶贫政策变迁及其实践》(《江南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我国扶贫政策经历了救济型扶贫、温饱型扶贫和小康型扶贫三个阶段,逐步形成和完善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精准识别机制,政府主导型扶贫取得巨大成就。关于社会保障,米红、刘悦《参数调整与结构转型: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历程及优化愿景》(《治理研究》第6期)指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经历了“老农保”“新农保”“城乡居保”三个阶段。每次变迁都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制度探索和自上而下的政策指导发现适合的制度模式。鲁全《从地方自行试点到中央主导下的央地分责——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的一个解释框架》(《教学与研究》第11期)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经历了地方自行试点、中央指导下的地方试点、中央顶层设计基础上探索央地责任合理分配等阶段。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应以“去部门化”的科学集中决策体制为支撑,以合理的事权分配体系和与之相匹配的财力分配结构为保障,充分调动央地积极性。兰剑、慈勤英《中国社会救助政策的演进、突出问题及其反贫困突破路向》(《云南社会科学》第4期)认为,中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已经从传统型救济向综合性救助体系过渡,目前正尝试构建更高水平的现代发展型救助体系。关于社会结构,张翼《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阶层结构变迁与消费升级》(《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第1期)认为,中国已由农民为主的社会转变成农民、工人和中产等阶层多元并存的社会,中产阶层的崛起有强化趋势。贺雪峰《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四十年:1978—2018》(《学习与探索》第11期)认为,中国允许农民自由进城,但限制城市资本下乡占有农民宅基地,这种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塑造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使农村成为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李路路等《固化还是流动?——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社会学研究》第6期)指出,在工业化和体制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代际流动40年来持续上升,而代际关联系数则呈N型变化,在经历了早期的上升和之后近20年的持续下降后,最近十年间再次出现上升。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能够通过提供平等的流动机会带来更加积极的社会态度。张文宏《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浙江学刊》第6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和机制发生重大变化,表现为以经济、财富和资本为核心的多元分层标准已经取代单一的政治标准。
生态领域。研究者主要分析了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发展过程。秦书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历史演进》(《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2期)认为,中共的生态文明思想在初步形成阶段主要是植树造林,把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加强环境法律制度建设;在深化发展阶段主要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大环境保护力度,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丰富完善阶段主要是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gdsyjzz.cn/qikandaodu/2021/0424/5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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